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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文學史論》

發布日期:2010-11-24訪問次數: 信息來源:科研處字號:[ ]


【所有作者】方銘
【獲獎情況】北京市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出版信息】商務印書館2008年
【成果簡介】
    《戰國文學史論》雖然是出版于1996年的《戰國文學史》的增訂版,但增加的篇幅在30萬字以上,超過了原書的一倍,同時,對原書的大量內容,都有進一步的提升。所以,《戰國文學史論》可以看成一部新的學術著作。
  《戰國文學史論》是研究戰國時期文學史和學術史的一部專著,該書把戰國文學置于戰國時代的人文環境之中,在戰國的時代精神中把握戰國文學的個性,對戰國時代的社會思潮、戰國時代的文學觀念以及戰國論說體文學、敘事體文學、抒情體文學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等作了詳細具體的研討論述。
  《戰國文學史論》主要章節包括:引論,戰國文學史研究的對象及方法;第一章,戰國巨變與戰國文學家人文環境的改變;第二章,戰國文人的著述風氣及著述的繁榮;第三章,戰國時期的主要文學思想;第四章,戰國論說體文學研究;第五章,戰國敘事體文學;第六章,屈原及戰國抒情體文學;第七章,宋玉及戰國賦體文學;結語,戰國文學主流及其歷史地位;余論,對戰國文學的再認識。
  《戰國文學史論》最重要的貢獻,是致力于建立一個在中國固有文學觀念基礎上的戰國文學研究體系,這個研究體系主要表現在對研究對象的選擇上。 20世紀以來,學者研究中國文學,都是以19世紀以來西洋的文學觀念為取舍標準,沒有考慮到“文學”一詞,本來就是中國固有的學科名稱。而且,在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中,中國文學家按照自己的文學觀念,進行著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也正因此,20世紀以來,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往往忽視中國文學的本體性特征,難免有隔靴搔癢之弊。《戰國文學史論》的引論《戰國文學的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一文中,通過對歐洲文學發展過程的考查,提出文學概念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的,具有時代性和民族性特征,因此,對戰國文學史的研究對象,必須依照戰國時期的文學觀念來抉擇。
  該書認為,先秦時代的經學、諸子、史傳,不是體現了文、史、哲不分,或者稱為文學和非文學界限往往不清,而事實是,經學、諸子、史傳本身就是先秦時代文學之士從事的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文學的概念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同時也是一個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范疇。違背歷史,違背民族特征,而要尋求一個抽象的文學概念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在區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時,不能用今天的文學概念去套歷史上存在過的文學概念,也不能用非中國的文學概念來套中國的文學概念。我們研究文學時,關注文學概念的歷史特征和民族特征,無疑是必要的。
  為了說明還原中國固有文學觀念的合理性,該書還引用西方著名文藝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的一段話:“事實上,我們關于文學的解釋正是隨著我們現在所說的‘浪漫主義時期’而開始發展的。關于‘文學’這個詞的現代看法只有在19世紀才真正流行。就這個詞的這種意義而言,文學是歷史上最近的:它是在大約 18世紀末某個時間發明的,喬叟或者甚至蒲柏很可能認為它極其奇怪。最初出現的是把文學范疇縮小到所謂的‘創造性的’或者‘想象性的’作品。”所以,東西方文學的演變規律,讓我們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就是雖然今天的文學概念不包括過去曾經作為文學存在的某些形式,但是,對于我們研究者來說,特別是對于著眼于建立文學理論體系的學者來說,我們應該把那些歷史上存在過的文學形式看作是今天文學的歷史,而今天的文學觀念正是在歷史的演變中逐漸形成的。
  作為學界第一本研究戰國時代斷代文學史的專門著作的增訂本,該書史論結合,相比一般文學史著作,不僅具有更強的理論深度,而且又具有更廣闊的文學內涵。
  《戰國文學史論》相比于《戰國文學史》增訂了30多萬字,除了在研究對象的拓展、材料的豐富、論證過程的嚴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外,在體例的史學拓展上,由單純的文學史平面舒展為作家生活的時代環境、思想變遷和社會著述風氣的考察,這樣文學史就有了更可靠清晰的史學理據,對闡釋戰國文學的共同性和差異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戰國文學史論》既保持了過去文學史的史學,又增加了歷史學的史學和考古學的內涵,而以論實名又體現了該書注意表達自己的理論思維的期待。《戰國文學史論》重點研究了開放時代戰國的新風氣建立、對傳統文化的重新思考以及思想思潮的蛻變等,然后切入戰國時代時期的文學思想,再全面展示其言說、敘事、抒情文體的方式與過程。是一個全新的以寫作學為出發點的文學史理念,對文學史的斷代做出了更為合情合理的劃分。
  該書精心編排章節,詳細引用資料,每一個章節都是獨立的學術論文性質的研究,同時,又注重理論的闡發和比較方法的運用。如以文體為文學史的敘事方式,改變了過去用時間或者作家為主的敘述方式;如關于儒家三子,《黃帝四經》和《老子》、《文子》、《管子》等等不同的文體風格的板塊建構,既能夠看到整體風貌,也可以觀察其脈絡,還可以看出各自的形成、風格與彼此關系,然后從文章學的角度進行寫作的個性、風格等的理論論述。又如作者在分析了戰國文學與六經儒家思想文化寫作的一貫性之后,明確指出戰國文學以“奇詭辯麗”的風格見長,然后與歐洲的浪漫主義運動比較,提出戰國文學與歐洲的浪漫主義具有一致性,說明一個具有創造力的時代,其思想及文學具有某種浪漫主義的品格。如把道家區分為黃老道家與楊朱、莊子道家,提出對《黃帝四經》的文學思想的研究,探討戰國文學與孔子及六經的關系,對屈原悲劇性的認識及其歷史根源的追溯,對戰國文學主流與戰國文學特征的總結等,論述既持之有故,言之亦自然成理,不僅如此,書中對戰國文學作家作品存佚情況的文獻整理較為完備,考證公允。對于古典文學研究者來說,這些都具有相當的學術參考價值。
  考古學歷來是文史研究的重要支撐,還常常引起方法論的鼎新。注意廣泛吸取考古學成果,也是此書追求科學性的顯著標志之一。例如,《禮記》的成書與資料來源,所謂記,實際上是戰國時代出現的補經之作,過去常常有人認為《禮記》可能是漢代人寫作的,但是,如《孟子》和《荀子》,特別是《荀子》,大量與《禮記》一書重復。該書根據《漢書》記載的古文《禮記》分析,應該是戰國時代寫作。然后結合荊門出土的《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書中關于《禮記》中《緇衣》等篇目文獻,確定《禮記》寫作的時代是戰國。但《禮記》在流傳的過程中出現過一些復雜的情況,從而審慎指出《禮記》的絕大部分篇章是戰國時代寫作的。
  《戰國文學史論》該書將戰國文學當作一個獨立的整體進行研究,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戰國時代的文學,在許多關鍵性的學術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是目前最完整和最深入的一本關于戰國文學全貌研究的重要學術著作,該著作的出版,對推進戰國文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創新價值和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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